“在駭人聽聞的世界饑荒史上，從來沒有一個獨立、民主而又保障新聞自由的國家發(fā)生過真正的饑荒。”—以研究饑荒而著稱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·森如是言。
1942年河南饑荒—這場可怕的災難因《一九四二》的上映，引發(fā)人們無盡的思索。災難中的“人禍”，也就是社會制度因素，不可不予深思。
一九四二年的“人禍”
“是寧肯餓死當中國鬼呢？還是不餓死當亡國奴呢？我們選擇了后者。這是我溫故一九四二，所得到的最后結論?！薄獎⒄鹪葡壬谄湓稖毓室痪潘亩返慕Y尾中寫道。
“當餓死的中國鬼還是不餓死的亡國奴”—這句話在小說發(fā)表的1990年代，在思想和輿論領域引發(fā)了對主權與人權關系問題的激烈爭辯。
需要指出的是，事實本身可能并非如劉震云先生所提出的這般尖銳。
1942—1943年的河南大饑荒中，在日軍侵占的新鄉(xiāng)地區(qū)，日偽政府確實對災民進行了賑濟，使許多人免于餓死。隨后的1944年，日本侵略軍發(fā)動了豫湘桂戰(zhàn)役，第一役就在河南，數十萬國民黨軍大部不戰(zhàn)而逃，豫西地區(qū)（當時屬國統(tǒng)區(qū)）的民間武裝將潰逃中的5萬國民黨軍繳械，送交日軍處理。
日偽政府救濟過災民，而河南老百姓幫助過日軍—劉震云先生可能據此得出了上述結論。但是上述兩個事實發(fā)生在河南不同的地區(qū)，大饑荒中，日偽政府也不可能對豫西的饑民進行救助。那里的老百姓之所以如此行動，還是基于對國民黨政府以及軍隊橫征暴斂、拉丁派夫的憤怒。
但是，不能據上述事實而抹殺全體河南人民的民族大義?？箲?zhàn)期間，河南派糧派丁全國第一；黃河決口阻止了日軍，但卻淹沒了幾百萬河南人的家園；災害更甚的，還是1942年的饑荒。
如果將河南民團將國民黨軍繳械的行為反過來思考，可能有助于我們理解1942年大饑荒的制度成因—也就是天災后的“人禍”問題。
“人禍”中的首要的問題，就是國民黨權力階層對災荒的麻木不仁。
河南老百姓對國民黨當局的憤怒，傳遞到劉震云的筆端，在《溫故一九四二》的開頭，劉先生寫道：
“一九四三年二月，美國《時代》周刊記者白修德、英國《泰晤士報》記者哈里遜·福爾曼去河南考察災情，在母親煮食自己嬰兒的地方，我故鄉(xiāng)的省政府官員，宴請兩個外國友人的菜單是：蓮子羹、胡椒辣子雞、栗子燉牛肉、豆腐、魚、炸春卷、熱饅頭、米飯、兩道湯，外加三個撒滿了白糖的餡餅。……白修德說：這是他所吃過的最好的筵席之一。我說：這是我看到的最好的筵席之一。但他又說：他不忍心吃下去。我相信我故鄉(xiāng)的省政府官員，決不會像白修德這么扭扭捏捏?！?/p>
其次，信息的封鎖導致的救災的遲緩，不能不說是饑荒擴大、蔓延的一個重要原因。
最先注意河南災情并進行報道的民國報人，可能是《大公報》記者張高峰，《前鋒報》記者李蕤（原名趙鴻恩）在其《無盡長的死亡線》的后記中記載：“他（張高峰）從華北回來，經過河南，從洛陽到葉縣沿途，目睹了災情的嚴重，寫了一篇通訊，透露了災情的信息。重慶《大公報社根據這片通訊，寫了一篇社論，題為《看重慶，念中原》，大意是說重慶花天酒地，紙醉金迷，而中原卻有大批災民餓死，希望當局予以注意?！洞蠊珗蟆芬虼擞|怒了國民黨當局，被責令?？??！?/p>
張高峰則被河南軍政當局扣留達數月之久，在輿論的之壓力下，第一戰(zhàn)區(qū)副司令長官湯恩伯才將其釋放。
不但是媒體，民間的輿論也被政府嚴密管控。民國期間畢業(yè)于河南臨潁縣甲種農校、后任臨潁縣高中教師的張洛蒂，在《河南文史資料》上著文回憶：
“國民黨政府繼續(xù)逼糧催款，稍有遲疑，便抓入鄉(xiāng)政府禁閉室拘留。又加清理歷年田賦積欠，更是火上加油，把群眾僅能維持生命的口糧，一搜而光?！性瓰那閼K重到這步田地，國民黨政府不讓報紙揭露片言只語，說是有礙國際視聽，群眾憤怒萬分?！?/p>
“四月間，重慶河南旅渝同鄉(xiāng)會徐鑒泉主任，來信問河南的災情，我把所見所聞，寫了一個小冊子，題目叫做《饑餓蹂躪下的臨潁》寄給了他。五月下旬，縣警察局一個警長，帶了幾個警察荷槍實彈來抄我家，翻箱倒柜，極力搜查，也沒有查出什么。警長告訴我，說是有人控告我賣大煙。又把我?guī)У匠抢镅旱骄炀制咛欤髞碛蓪W校具名將我保出來，說什么‘因病保釋，隨傳隨到’。后不了了之。后來聽說，我寄重慶那個小冊子，徐鑒泉公布給河南旅渝同鄉(xiāng)會，打算聯名救濟，國民黨中央政府國防部第二廳認為我有可疑，便打電報給許昌專屬，專屬批轉臨潁縣查辦?！?/p>
白修德結束在河南的采訪，回到重慶后，把餓殍遍野的照片攤到蔣介石面前時，后者才真正為之動容，正視河南的災荒，蔣不得不屈從于強大的國際輿論。
第三，由于社會缺乏監(jiān)督力量，政府賑災中難免出現賑災不力甚至中飽私囊的情形。《前鋒報》記者李蕤在其另一系列報道《糧倉中的骨山》中揭露一個案件：
“汝南（駐馬店下轄縣）糧管處，共設有七個分倉，按手續(xù)，倉庫只管征購征實的“收”和“存”，撥付的時候，須有縣府糧政科的撥糧憑證。但是，李東光卻將倉庫存麥出賣，自開便條，令購戶往分倉索取。第一批是在縣東北唐營倉庫提取的，經該處分倉主任檢舉，證據確鑿。事泄之后，黍桿鋪分倉主任因與李東光預先亦有勾結，在該分倉之分倉亦提取一百余石，乃往該倉庫消滅證據，亦被檢舉。現在李東光、黍桿鋪的分倉主任，都在扣押中。……據說李東光這個貪污案，已有證據的便已經是小麥五萬九千斤，其他支倉中未查出證據者還不知多少?！?/p>
誠然，1942年的中國正處抗日戰(zhàn)爭，河南位于前線，稱第一戰(zhàn)區(qū)。但遍查抗戰(zhàn)時，饑荒發(fā)生的前后，至少在河南境內，并無重大戰(zhàn)事。從抗日戰(zhàn)爭進入相持階段后遲至1944年，河南才爆發(fā)大規(guī)模的豫湘桂戰(zhàn)役。地居最前線的鄭州，國際救災會在鄭州仍然收留了4000名饑民，還開辦有學校，給難童們上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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